2016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投资交易达到438笔，较2015年的363笔交易增长了21%，累计宣布的交易额为2158亿美元，较2015年大幅增长了148%。2016年全年，有51宗大额海外投资交易金额超过了10亿美元，这一数字是2015年的两倍，投资金额增幅是2015年的3.5倍。这一海外并购的数据表明了我国企业在2016年这一年的并购交易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在推动我国资本“走出去”的同时，其实也出现了一些隐患。如今，这种“高歌猛进”式的海外并购业务已有所消退。

热情渐退

根据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217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205.4亿美元，同比下降48.8%。其他知名金融机构也对我国海外投资进行了统计，虽与我国商务部所发布的数据有一些细微差别，但总体也反映我国海外投资呈现“降温”趋势。例如，根据普华永道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一季度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交易数量为142宗，交易金额为212亿美元，相比创记录的2016年同期交易数量下滑39%，交易金额下降77%。同时，记者在采访中获悉，今年前4个月，中国企业跨境收购额跌60%以上，创下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后最大同比跌幅。

6月6日，易界和胡润百富发布了《2017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特别报告》（下称报告），报告指出，未来大型跨境并购交易发生的概率将降低，从交易的难度来看越是金额大的交易，由于涉及复杂的融资方式和交易结构，审批障碍也越多，因此通常来说交易执行难度也越高，以2016年前20大的交易来看，其中不少交易尚未完全交割。

该报告显示，2017年一季度宣布的中企海外并购交易数量为89起，累计交易金额为255亿美元。这与2016年同期的海外并购交易数字相比，下滑十分明显。

据易界研究发现，2016年一季度的并购交易统计中包括了中国化工宣布以459亿美元收购先正达这一巨型交易，由于这是中国企业历史上最大一笔海外并购，因此对2016年一季度乃至整个2016年的海外并购交易统计贡献巨大。如果将该笔交易去除后进行统计，2016年一季度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宣布的交易大约为387亿美元。即便如此，2017年一季度的交易宗数较2016年同期也下降大约为18.35%，交易总金额下降大约为34.26%。

深圳市思格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罗高瞻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认为，海外并购下滑的根本原因在于并购整体发展不成熟，没有通过并购真正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许多集中在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并不能提升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

有业内观察者则认为，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国内监管机构对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真实性和合规性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另一方面，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正在经历新一轮的博弈与再平衡，外部不确定因素的增加也对我国海外并购业务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需有规可循

胡润百富董事长兼首席调研员胡润曾表示，现在能见到一个中国企业用几十亿美金做跨境并购已经很正常了，这在五年前都是很少见的。资料显示，近年来，中国企业境外并购交易不断攀升，其中，美国是最受欢迎的投资地。从相关报告看来，现金充沛的中企寻求对冲人民币贬值风险的意愿是助推因素之一。

罗高瞻认为，由于2016年中国企业境外投资迅速增加，由此也导致了国家外汇储备大幅下降、境外投资非理性、资金利用效率低等问题，

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境外投资、对外投资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够理性的倾向。对大额非主业的投资和一些不规范的投资行为，要进行真实性、合规性的审核，引导企业审慎决策、精准投资、理性投资。

稍早之前，包括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在内的多位官员都曾表示，在日常监管中，也发现存在一些非理性和异常投资行为，比如国内的钢铁厂去海外买了饮食公司，在中国开餐馆的去海外收购了网游公司。

潘功胜还举例说，去年一年中国企业在海外收购了很多足球俱乐部，如果说收购有利于提升中国的足球水平，我觉得是好事。但是，情况是这样的吗？有很多企业，在中国的负债率已经很高了，再借一大笔钱去海外收购，有一些则在直接投资的包装下，转移资产。

因此，中国企业疯狂海外并购所带来的耀眼数字的背后，也暴露出了诸多的问题。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旻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采访时说道，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实施中也存在不少法律风险。例如报表风险、评估风险、合同风险以及资产等风险。

业内人士也认为，中国海外投资增长是确定的中长期趋势，但也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果不因为真正的投资机会而是受人民币贬值单边预期所驱动，那么当形势发生变化时，部分高杠杆的海外投资可能不得不支付昂贵的“学习成本”。更何况，一些企业甚至在本土市场的投资成绩也都不佳。

监管层紧急“刹车”

对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出现盲目投资的现象，也引起了国家相关部门的关注。据记者了解，在2016年年底，商务部、发改委、人民银行、外管局四部门就对外投资表示，将密切关注近期出现的一些非理性对外投资倾向以及大额非主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对外投资、“母小子大”、“快设快出”等类型对外投资中存在的风险隐患，建议有关企业审慎决策。

四部门的表态其实也进一步印证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由此也引发管控政策继续收紧。

2017年1月，国资委发布了《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办法》和《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从“管投向、管风险、管程序、管回报”四个方面，对中央企业的境内、境外投资进行全程监管，同时明确了出资人投资监管底线，划定中央企业投资行为红线，并试行投资项目负面清单管理。

据了解，两个办法引入了央企投资项目负面清单制度，并按类别将投资项目划分为“禁止类”和“特别监管类”，前者央企一律不得投资，后者则需报国资委，并由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审核把关程序。而在负面清单之外的项目，由企业自主决策、自担责任，国资委按职责加强监管。

“从监管政策中可以明确一点的就是，监管层对资本流出做出了不少的努力。”罗高瞻坦言，这也是在资本外流风险压力下的一种必然选择。

李旻告诉记者，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监管政策收紧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国资本流出的推动因素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从之前国内官员的一些表述中也能看出当前我国的一些企业存在利用跨境并购的机会进行资产转移。

有业内观察者认为，银行主要是看标的的，一个认真的企业，谈的标的都很好，一个纯粹为了资金出境的企业，就会找一些莫名其妙的项目。

据相关研究指出，2016年前三季度对外直接投资高达1800亿美元，同比增长45%。从业内人士的分析可以明确，从2017年开始，监管层对大额资金流出、央企境外投资等一系列的并购行为都加强了监管。而风控政策其真正的意图也是要防控央企海外投资风险。

事实上，2017年由于监管层对海外并购的企业进行资本管制，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因其监管政策还未明朗的情况下，当前一些想海外并购的企业也在冷静观望。

对于当前管控政策的收紧，也有业内人士认为，从长期来看，中国私人部门（包括个人和企业）增加对外投资是大势所趋。虽然政策管控持续的时间仍不确定，但是大趋势还是全球化和企业“走出去”。

罗高瞻也认为，海外并购是企业走向全球的必经之路，也是企业利用金融工具实现企业快速发展的较好途径，未来企业海外并购依然会进一步发展。

不过，罗高瞻担忧，海外并购涉及文化、制度、政策、资金、技术等方方面面的因素，实施起来极端复杂，需具有远见的战略决策，高超的财务技术以及整合后一流的国际管理水平，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缺位都会导致并购的失败。

来源：中国产经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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